朱青生——我们怎么编艺术年鉴?
2016-08-28 18:23 来源:未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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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朱青生教授1957年生于镇江。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。艺术史家、艺术批评家、艺术家。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主任、汉画研究所所长。《中国当代艺术年鉴》主编。目前担任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(World Congress of Art History)学术秘书长。
 
  由中央美术学院和北京大学共同主办的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将于9月16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。世界艺术史大会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联络机构国际艺术史学会(Comité International d‘Histoire de l’Art,简称CIHA)与每届大会的主办国联合组织。该会议是国际文化艺术界的重要会议,每四年召开一次,自1873年以来已经举办了33届。这是中国首次主办。
 
  吴可佳:过去三十年的时间里,中国当代艺术领域有怎样的转变呢?
 
  朱青生:中国当代艺术有两个重要的转变。第一个是中国当代艺术刚开始的时候,大家会觉得是西方来的。86年以来我们就已经逐步在改变这一点。其实现代艺术对于西方来说也是新的。西方艺术在卢浮宫,卢浮宫哪里有现代艺术啊。卢浮宫的梵高都被他们自己给排斥掉了。可见在西方和在任何一个传统的社会中,一个新东西出现的时候都与传统不是一回事。
 
  第二个就是新的艺术它的性质和传统艺术不一样。传统艺术是做的人和看的人,他们都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叫好。大家的标准一致,看谁做得好就行。而且更多的诉诸于感官的享受:好看、愉悦、愉快,是诉求的目标。而现代艺术,它主要诉求的目标是怎么开拓人的创造性和阻断人的习性。就是你过去的习惯要把它阻断,你过去的成见要把它打破。所以它经常不好看。不好看很多人就不太开心,会觉得你把他过去喜欢的东西都弄坏了。其实他不是真的弄坏了,是一个精神上的变化,并不是实际地把一个作品破坏掉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,要让大家习惯于人的精神上有一个趋向于自由和独立的专门的行当,叫做现代艺术,或者叫做当代艺术,这还需要公民美育的新的阶段。这在发达国家,是一个常识。你在一个发达国家的幼儿园里,你看到老师带着小孩做行为艺术,你在一个小学,会发现美术课都在做装置,这个就成为一种公民的素质教育。
 
  朱青生:我们怎么编艺术年鉴?
 
  2005年我在法国索邦大学做客座教授,有一个特殊的工作证可以随意到博物馆。我到了蓬皮杜艺术中心,发现很多好的专家推一个小车子,有点像飞机上的餐车,里面摆了很多东西,有很多小孩子,就把车子打开,让他们学会怎么划画布,拿这个东西就在展厅里一边看,一边试验着。它把一代新人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方式、表达方式在最前沿的地方展开了。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目前最需要的。有了这样的精神,我们就可以培养出一个原创性的民族,就不会担心再有山寨版,不会担心还有抄袭。因为他会觉得他不需要了,他只有做出一个独一无二的、前所未有的东西,他才会觉得自己非常愉快、非常开心。当然这里面也不排除为了商业的原因他有很多的阴谋和猫腻,那属于次要的问题。我们从整体上来说,还是希望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一个富有创造性的、能够引领世界的民族。
 
  吴可佳:说到方法论,您提到从海德堡大学回来,带回的一部分的成果就是方法论。用到中国当代艺术年鉴方面,您能否向我们具体介绍一下?
 
  朱青生:德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国家,它比较注重档案、年鉴这些事情的编辑。这对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。去了五年之后,你就习惯于把事情做得仔细、周到一些。这个是德国的特长,我应该感谢我的母校、感谢教育过我的那些德国的老师们。
 
  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编年鉴是用德国的方法编的。因为我们编年鉴编的是当代艺术年鉴,这本身就是一个实验。谁知道当代艺术是什么?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中间就把实验精神放到很重要的地步。我们追求的问题首先是:它不分国界。虽然叫中国当代艺术年鉴,首先问:在中国有哪些人为艺术做出了什么样的突出性的贡献?改变了艺术评价的体系和突破了它的界限?首先我们问的是这一条。如果有人哪怕做了一点点贡献,我们也想办法把他(她)记录下来。
 
  第二条我们要看,他(她)用现在大家发现出来的新方法,比如说VR(虚拟现实),他(她)怎么能做一个很有意思的作品,大家看着觉得特别好。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新媒体艺术,我们也很注意。
 

(未知)

本文来源:未知 作者:VIP藏品  责任编辑:VIP藏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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